银号库丁：如果此事能成，我们承诺，一千两给公子，六千两给副宪帅作为报酬。如何？

　　公子：正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你们的这些钱两可都不是善财，本公子也不稀罕这些个钱财。勿要再说啦，送客！

　　副宪帅的公子把他们都赶出去，并上报给总宪（即都察院左御史）。总宪得知此事，说道：“别位可送，这位骆都老爷断不能送。若送他，是中小人之计。”银号库丁为调离骆秉章出七千两贿官的事情就此传了出去。后穆彰阿见到骆秉章说，“尔今年查库，办得甚好”，“尔查库真是超前绝后，我必奏留尔再查三年，于库项大有益”。

　　由于骆秉章办事认真，不徇私情，使得那些惯于舞弊的库官、库丁怀恨不已，千方百计想将他排挤出银库，加上积年的陋规陈习，使得银库亏短的问题并没有因骆秉章的清正廉明而得到解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道光帝谕令调查户部银库，竟发现户部银库亏短白银九百万两。骆秉章因“失察”之罪而被牵连降职。不久，朝廷在全面了解事情真相后，知骆秉章清正廉洁，于是又任命他为五品右庶子。

道光三十年（1850年），骆秉章擢任湖南巡抚，又因故被革职留用。咸丰三年（1853年），骆秉章再署湖南巡抚。

任职湖南巡抚期间，骆秉章不拘一格、到处网罗人才。骆秉章深知，治军之道，莫过于求得一良将。

骆秉章先聘左宗棠、郭昆焘为僚宾，后又命王鑫统领湘军，命黄冕等人协办税政事务。一旦用人，骆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一旦选定人才，便放手让他们独立处理有关事务。

　　骆秉章对中下层官吏的选拔也十分重视，遇见他认为有才华的人才，着力保举。夏廷樾、魁联、朱孙诒、塔布齐等文武官员，都是骆秉章一手提拔。时湖南知县黄淳熙，刚正不阿，廉明静俭，遭上级官员排挤，以疾病为由赋闲在家。骆秉章却认为黄淳熙是难得的人才，亲自登门拜访，“强起之，乃复出。”屈巡抚之尊，亲自登门劝谕赋闲家中的知县出任，可见骆秉章对人才的重视。同时，骆秉章对那些办事不力、年迈昏懦的官员，却不留丝毫情面，先后被他革职的有新化、黔阳、桃源、嘉禾、龙阳、东安、巴陵、临武、宁乡等县知县，还有澧州知州、岳常澧道道员以及大批军官。骆秉章的爱才惜才，善任贤能，为湘军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在治理军队过程中，骆秉章非常重视军队粮饷的保障。骆秉章在督办湖南军务时，曾这样说道：“财不能丰，且日忧饥溃。主兵之臣以乏饷而号令难行，负戈之士以乏饷而壮气易馁。兵勇之应裁者，以欠饷而不能裁；事机之应变办者，以欠饷而不能办。”在骆秉章任湖南巡抚之初，湖南“岁人不及百万，在无事时，勉可支展”。由于当时兴办团练的经费有限，需各省自筹，因此湖南的军队粮饷十分紧张。面对这种情况，骆秉章在左宗棠协助下，及时在全省设立盐茶总局，征收战时畅旺的川盐、粤盐厘金，同时启用士绅在地方征收厘金、捐输、地丁漕粮等，并进行一系列改革，尽力消除中饱、偷漏、拖欠税款的习气。经过整顿改革后，湖南财政明显改善，大大缓解原本军饷不足的问题。

　　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骆秉章因病逝世于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任上。朝廷赐以“公忠诚亮，清正勤明”，追赠太子太傅，赐谥号“文忠”，入祀贤良祠。

　　骆秉章一生廉明，死后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姚永朴在其《旧闻随笔》中这样描述骆秉章去世时的情形：“公薨时室中止一布帐，簏存百金。询之司会计者，乃知廉俸所入，多以周穷困之人。”原来，骆府管理财务的人告知，由于骆秉章生前大多财物，都用来帮助周围苦难的人。所以，骆秉章去世时，家中只有一个布帐，百来两银子，两个破皮箱。最后，成都将军崇实奉旨赏银五千两治丧，骆秉章的侄子才有能力扶柩回乡。

　　骆秉章任职四川，清正有为，受到四川百姓拥戴。骆秉章去世后，四川百姓心怀悲痛，以各种形式对他进行纪念。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这样描述道：“骆公既薨，成都为之罢市。居民皆野哭巷祭，每家各悬白布于门前，或书挽联，以志哀思。”

　　音频内容改编自《清风峻节——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

　　《爱廉说》是由广州市纪委监委指导，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制作的一档反腐倡廉音频融媒体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