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兆征：我们这些海员的月薪，大概二十元至三十元的最多，即房租一项，每月至少也要十余元。

　　老海员：是啊！工钱常常被包工头们克扣，这日子真是没法让人活了！

　　苏兆征：我们每次出海，少则数月，多则两三年才能回来。我们辛辛苦苦地劳作，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

　　老海员：但即便如此，为了生计，也只能默默忍受，否则就要被逼卖妻鬻子呀……

　　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磨炼了苏兆征坚强的意志，也让他深刻体会华人海员的艰辛与不易。

　　在香港担任海员的过程中，苏兆征受家乡人孙中山影响，逐渐接受反清革命思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参与多次秘密反清的起义活动，并暗中向香港海员进行宣传与发动。为更好地保障海员工人权益，苏兆征和林伟民等海员中的积极分子积极进行筹建海员工会的活动。1921年3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香港海员工会）在香港成立。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第一个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化产业工会组织之一。同年9月，在工会领导下，苏兆征领导香港海员工人举行罢工，提出提高工资、反对包工头剥削等要求。这次罢工后来得到全港工人支援，终以胜利而告终。五卅惨案后，苏兆征再次领导香港工人参加罢工，终至省港两地爆发大规模罢工，是为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苏兆征在组织工人运动中，因公正廉明、勤俭节约，备受同志们信任，故长期担任财政职务。海员工会中，他每个月会开会报告工会的详细账目一次，收据让与会者一一查阅，最后形成文本在会刊上按月登载。省港大罢工坚持长达十六个月之久，香港、广州两地参加罢工的工人有二十余万。罢工过程中，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好罢工工人的衣食住行和医疗等后勤问题。作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亲自担负起募捐筹款和支配罢工经费的重要任务。他每隔两日向代表大会报告账目一次，同时发行账目专刊，送到各个工会审阅，接受代表们的监督。根据苏兆征的财务记录，从1925年6月罢工开始到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收到国内捐款二十五万元，华侨捐款一百一十三万元，租捐以及国民政府拨款二百八十万元，殷实绅富捐款两万元。罢工委员会每天动辄进出数万元，甚至是数十万元。1925年7月28日，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五次大会上，委员长苏兆征作财政报告如下：“7月25日是前存银五千零三元七毫八仙；至27日共进银二万三千四百二十六元三毫八仙；至27日共支银一万九千六百六十四元六毫四仙，比对存银三千七百六十一元七毫四仙。”

　　1926年11月6日，位于东园的罢工委员会不幸着火。那天一大早，苏兆征出去开会。会计部的工作人员在辛苦工作，中午往饭堂吃饭的时候，不料，东园着火，导致罢工委员会所在的房屋被烧毁，放在办公室的会计部账册不见了。有人别有用心，污蔑苏兆征和会计部的工作人员贪污，故意放火毁灭证据。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些工友被迷惑，甚至开始怀疑苏兆征和会计部的工作人员。苏兆征了解情况后，并不慌张，发动工作人员四处寻找。账册终于找到后，苏兆征又提出，成立一个清账委员会，清点账目，仔细核对。结果，罢工委员会的财政记录分文不差。

　　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国民革命军势力发展到长江以北。1926年底，国民政府决定从广州迁往武汉办公。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亦从广州迁到武汉。国民政府很快增设农政、劳工两部，苏兆征被任命为劳工部部长。担任劳工部长期间，由于受到大家信任，苏兆征被任命负责中央财务小组的工作。对于财务工作，苏兆征这样总结道：“管理财务有三个法宝：公平、廉洁和严肃，只要能够善于运用这三个法宝，任何复杂的工作、任何困难的财务，就一定可以管好。”

　　苏兆征在个人生活上，一直都十分简朴。据苏兆征的侄女苏河英回忆，苏兆征平时生活很刻苦，穿着朴素。他身上穿的那套衣服，常洗得干干净净；衣服烂了就补，舍不得丢掉。省港大罢工期间，苏兆征一家人从香港回到广州，住在市内榨粉街的一间小屋子里。由于家里的经济并不宽裕，每隔一段时间，妻子钟荣胜便会回家乡淇澳岛，带一些咸鱼、杂粮等农副产品，来补贴家里的饮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革命遭遇严重挫折。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会议，选举新的党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管工委工作。1927年12月，苏兆征担任中共湖北特别委员会书记，改组和加强湖北省委的工作。不久，他又奉命调回上海党中央，继续领导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等工作。此时，上海已陷入白色恐怖当中，大量共产党员被屠杀。苏兆征并不畏惧，冷静沉着继续工作。他把妻儿从广东接到上海，家人经常为掩护他的行动，也要乔装改扮出门。妻子钟荣胜与儿女们经常打扮成阔气的太太和少爷小姐，而苏兆征自己有时穿着长袍马褂，以茶叶商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又身穿西装，以孩子为掩护进行活动。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回忆说：“我那时年纪尚小，父亲有时带着我和弟弟作掩护，到别的同志那里开会，往往开到三更半夜才结束。我们太累了，往往在人家的床上睡着了。父亲把我们弄醒后，就一齐乘黄包车回家。”

　　1928年，苏兆征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六大。因长期忘我地工作，他积劳成疾，阑尾炎突发。医生建议身体虚弱的他在苏联先休养一段时间，等身体康复后再进行手术。但由于心系国内的革命事业，苏兆征于1929年2月抱病回国后，立即开始工作。在上海主持完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后，苏兆征旧病复发。母亲送他去医院前，苏兆征执意不肯告诉母亲同志们的地址，担心耽误大家的工作。躺在病床的最后一刻，苏兆征重复地说：“大家同心努力，达到革命的胜利。”

　　1929年2月20日，苏兆征因病去世，时年仅四十四岁。音频内容改编自《清风峻节——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

　　《爱廉说》是由广州市纪委监委指导，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制作的一档反腐倡廉音频融媒体栏目。